本刊记者 卜祥瑞

　　从北京市区向西北方向驱车一个多小时，绕过一座山，喧嚣顿减。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角的庄户人家休闲农业园在寂静中透着几分热闹。

　　8月10日，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北安河支行正在这里开展一个电子银行操作培训会，会后他们还将在这里聚餐，并有一些娱乐活动。

　　休闲农业正作为朝阳产业走入人们的视野。然而，庄户人家休闲农业园老总潘永卫告诉《大生》杂志记者：“我们现在特别困难。”

　　“百千万工程”今年通过的可能性不大

　　休闲农业，是在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休闲的设施和内容，吸引城里人去度假和消遣。其发展得益于差异巨大的南北气候、条件迥异的观赏环境、品类丰富的农作物以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

　　眼下由农民自发组织的“农家乐”，其存在最少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但它是一种初级的休闲农业组织形式，在其上还有休闲农庄和现代农业科技园。

　　据中国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休闲农业处副处长王宏介绍，2007年3月，中国农业部与中国国家旅游局签订了《关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合作协议》。之后，两部门联合发了一个通知，主要内容是要建设一个“百千万工程”：打造一百个乡村旅游县一千个乡村旅游乡镇，一万个乡村旅游村。但到现在为止，这项工作尚未有什么进展。

　　“这个协议，我看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细化。”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守聪对《大生》杂志记者说。

　　在通知发出之后，两部门想争取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发一个文件，暂名为《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意见》。“目前，这个文件还没完成。从去年8月份开始，搞了很长时间，但因为内容涉及到其他部委，国务院办公厅那边还没通过。以今年的形势，通过的可能性不大。”王宏告诉《大生》杂志记者。

　　王宏所说的形势，是指中国今年遭受了年初的南方雪灾和5月份的汶川大地震。这些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很大，休闲农业也颇受牵连。比如，在四川震灾中，该省“农家乐”的损失相当惨重。

　　但是，《大生》杂志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逐步发现，休闲农业要真正成为朝阳产业，所遭遇的烦恼不仅仅来自天灾，同样还来自现行的土地制度、管理架构、标准与品牌等方面。

　　最大的制约：土地

　　据了解，庄户人家休闲农业园已经获得了北京市体育局、旅游局等单位的支持，仅餐饮业务一年上交的税收就有20多万元。在北京市海淀区，像庄户人家休闲农业园这么大规模、又属个人的农家乐为数不多。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潘永卫给《大生》杂志记者讲述了一件他正在犯愁的事：

　　“我们正在拆着路呢。我申请了支农资金，北京市的、海淀区的都有。该资金支持项目要求我们提供服务，要做到路面硬化，不能让游客来玩的时候蹭一脚泥。我们按要求达标了，可是土地局的人却来了，告诉我路面不能硬化，要求恢复原貌。他们说土路行，但水泥地就不行。当时，我还建了一个标准的网球场，共30多万元的投资，不仅铺水泥地，还铺塑胶、建球网，这些投入全完了。这些也需要拆。”潘永卫在说这些话时候，掩饰不住惋惜。

　　他继续说：“你看我的停车场，铺的是方砖，这样就避开了国家的规定。”

　　已建的工程如果不合要求，要拆。那些原来计划中扩建的项目，也因为土地的问题而搁浅了。

　　“过了十月份，园子里就会收获一种美国品种的葡萄，这个品种在北京方圆五百里内只此一家。我们以市价20元出售，供不应求。但因为没有冷库，到了11月份，再想吃这种葡萄就没有了。我打算建一个冷库用以保鲜，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农委都明确表示支持，可现在居然连一个能做冷库的地方都没有。另外，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设施，我们都买了，但只能存着，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摆开。原先，土地归地方政府管，在用地上好协调。现在土地局归国土资源部垂直管理，就不好协调了。”

　　潘永卫指着正在开培训会的屋子说：“他们开完培训会，在这里只能吃个饭罢了。我实在没有什么休闲体育活动提供给他们。”

　　《大生》杂志记者在采访北京市休闲农业协会副秘书长杨玉山时，问到协会对政府的相关政策有哪些建议，他第一个提到的便是解决土地制约问题：

　　“要搞观光休闲，毕竟需要一些基础设施，比如停车场、厕所等，这就需要占用一些土地。这些都属于非农建设用地。眼下中国正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任何对于耕地的浪费和侵占都会牵动各方的神经。但如果不给用地的政策，休闲农业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不能达到最初设立的目标，在增加农民收入和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都要打折扣。”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农家乐”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静也告诉《大生》杂志记者：“目前，制约‘农家乐’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是土地，因为在浙江搞‘农家乐’，客源、市场、资金都不缺，管理人才也不缺，最缺的正是土地资源。而土地在整个浙江省都是紧缺的。相比其它市县，安吉县的境况稍好一些，因为在大部分‘农家乐’设立的山区，土地供应不像其它市县那样紧张，但是想多增加一些设施的话，还是存在着难处。”

　　征地政策紧缩

　　据悉，在休闲农业开展得比较好的中国台湾地区，有一个《休闲农业辅导办法》，其中对于土地有这样一条规定：非农用地所占比例不超过所有休闲农业园(区)的5%。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目前在休闲农业方面还没有制订任何法律。

　　“这就导致现在休闲农业的发展无章可循。需要协调的部门很多，最难的是土地管理部门。”李静回忆起十年前，“那时，‘农家乐’想增一个凉亭或一间厕所，涉及到增加建设用地的时候，他们会向县主管部门申请，然后县里会组成一个审批组，包括农业局、林业局等部门一起，去现场查看，如果确实需要，且增加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就会给予批准。但是这个政策在2000年之后就给停了，原因正是土地供需矛盾加大。”

　　潘永卫告诉《大生》杂志记者：“前几年，北京也有一个类似于台湾的做法，只不过北京规定的面积要小一些，非农业用地只要控制在3%的范围内，就可以通过审批。但现今这个政策也没有了。”

　　中国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征收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的；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休闲农业非农设施所占用地，很少会超过35公顷，但即使要占一分基本农田，也需要报国务院批准。能否批下来姑且不论，单单走一个这样的程序，就需要极高的行政成本和漫长的等待时间。

　　“中国现在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每一块地都有主，而且30年不变。休闲农业需要有一个可置换的土地存在，即使地很小，也可以一块地做成三层楼。但是如果要等30年，远水难解近渴。”杨玉山对《大生》杂志记者说。

　　庄户人家休闲农业园的土地来自于租用。最初申请了100亩，租期20年，以种植为主。租金每年每亩2000元，全部下来就是20万元。即便对租来的土地，要改变其用途也需要土地局的批准。因为不能够随便增加设施，好多先前的规划没法开展，进而影响了整个观光休闲园的收入。潘永卫说：“我们专门有一套人马搞施工，主营管道铺设。每年从这些地方挣的钱有一二百万，投入到庄户人家休闲农业园。但庄户人家休闲农业园现在是100%的赔钱。”

　　对于土地，王守聪强调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也不赞成‘搞休闲农业对农产品的供给造成影响’这个说法。休闲农业现阶段还没有发展好。实际上，休闲农业搞好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可以促进农产品生产水平的提高。休闲农业是对生产过程的观赏，绝对不能说是‘破坏耕地’。即使要盖房子，也是要利用边脚地来搞一些设施。但是我们主要观赏的果园、菜地和渔塘还是要保持原来的生产面貌。耕地上还是一样种农产品，搞休闲农业不是要破坏耕地，这是第一点。” 

　　休闲农业想要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休闲农业应归农业部管”

　　杨玉山意识到，在休闲农业的管理上，如果单靠一个部门，作用有限，因而需要多个部门间的相互配合。

　　但是现实中，多家部门的联合还处在摸索过程中。同时，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在具体管理的归属上，还不能完全分开，只是有所侧重。农业部门侧重于休闲农庄、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旅游接待的基础实施建设。这些建好后，如何吸引游客则是旅游局方面的工作。李静给记者举了浙江省的例子，安吉县的“农家乐”由旅游局管，而隔壁县同样是做农家乐的，却归农业局管理。

　　中国很多地方的休闲农业都有自己的主管部门，这就给全国范围内统一管理机构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在机构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部门利益之争。

　　王守聪告诉《大生》杂志记者：“国家旅游局和农业部签订了《关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合作协议》，联合管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但一到下面，情况就五花八门了。旅游部门管一些，农业部门也管一些，就是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现在看来，休闲农业会定在农业部的一个局里。定下之后，就要到下面各地方去。比如，休闲农业归农业部门管，由旅游局方面来合作。这样，一个格局定下来之后，管理方面的事就好办了。”

　　明确主体之后，也就有了平台，否则政府搞培训都不知培训谁。政策上所得税和经营税的减免，也最终会因为地方上主体不明，而没法推行下去。

　　王守聪还说：“必须要形成一个分工的系统。国家旅游局主要管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它不管。在做乡村旅游的时候，我们要配合它。我们做休闲农业的时候，他们要配合我们。 这样我们才能一起踏到县里。”

　　创建国家级基地

　　针对眼下休闲农业中出现的管理问题，王守聪提出的药方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创建2000家国家级休闲农业基地，并辅之以示范性标准来引导。这项工作计划在明年上半年，由中国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主导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现在，如果谁想办休闲农业基地，只要领取工商执照、申领卫生许可证、有资金场地，都可以办。

　　像前面提到的庄户人家农业休闲园，潘永卫个人投资了670多万，还得到政府扶持资金100多万，这样的资金规模算是比较大的。

　　在民营经济发展领先的浙江省，目前对于“农家乐”的投资门槛已经撤掉，各种工商资本都可以进入。所谓的工商资本就是指企业闲散资本。

　　“即便一些个人，在有实力的条件下也可投资。”李静说。

　　另外，还有很多农民利用自家的房子、园子建立的“农家乐”。在北京，市级登记在册的就有近8713户。还有很多没有登记的，只在旺季营业。

　　门槛的降低，导致服务质量良莠不齐，也造成管理上的难题。

　　王守聪对《大生》杂志记者说：“总体来说，休闲农业还处在起步阶段。”

　　早在2006年中国的“两会”上，就有代表提出重点发展设施性农业，其出发点就是意识到农业的附加值太低。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实际上，北京市今年准备大力发展京郊设施性农业，由市财政拿出了760万用于专项投入。

　　从获取各种外部资源来发展休闲农业的角度，王守聪认识到了创建2000家国家级休闲农业基地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休闲农业基地获得国家评级，自然会获得各种社会资源，自然会有更多的宣传效果。现在的休闲农业基地，一般只是靠口碑宣传吸引客人以及一些玩得开心的回头客。如果能挂上一个国家级休闲农业基地的牌子，会增加美誉度和信任度。”

　　《大生》杂志记者问：“现在的休闲园地有没有要求挂这样一个牌子？”

　　王守聪答道：“当然有。前不久我在贵州开乡镇企业会的时候，四川省和湖南省强烈要求我们做这个国家级休闲农业基地的评选工作。他们认为，现在资金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牵头，搞成全国的基地。基层的人反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出精品基地来，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里有2000多个国家级基地，让想来休闲消费的人放心。”

　　对于以政府牵头创建休闲农业基地是否合适，《大生》杂志记者存有疑问。但是王守聪认为，将休闲农业上升到政府行为是必须的。他说：“现在很多人认为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要政府了。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在政府引导下和管理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必须要去搭台，让农民去唱戏。通过基地的创建，最终形成一定的外部资源进入休闲农业的渠道，这才是目的。”

　　据悉，休闲农业基地建好后，不是由农业部门和旅游部门来成立一个公司，而全部交由市场来运作。只有市场门槛，没有行政门槛。

　　设定统一标准？

　　创建，自然离不开创建的标准。而标准建立的同时，如何保证各休闲农业基地的特色？如果搞成千篇一律的采摘、吃农家饭，那也是败笔。正在制定的休闲农业标准中，分为四类，分别针对采摘园、农家乐、休闲农庄和现代农业科技园制定了标准。

　　据王守聪介绍，这些标准是属于行业内的标准。要做成国家标准，还需要国家技术标准委员会支持。标准将根据专家意见和现有经验来制定，然后全方位地去归范它。标准的设定，也要听取国家旅游局的意见。目前，这些标准正在做，可能于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推出。有了这个示范性的标准之后，才能搞基地的创建工作。

　　“将来的标准是很细化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搞一些提纲挈领的东西。等标准出来后，要严格按照标准走。我们之所以不叫评比，而叫创建，正是想从引导入手，以标准作示范，引导低水平的地方跟上来。”王宏说，“具体想分三步走，由县到省，再由省到部。各公司或组织先是向省农业厅申请，农业厅再向我们这儿申请。创建后，我们部里主要是做抽查工作。县里要搞得细，省里要去检查。”

　　王守聪将此概括为“省部共建，以县为主”。

　　标准的困难还来自中国幅员辽阔。中国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从青藏高原到沿海，从东北到海南，地貌不一样，提供了多种休闲农业的看点。如果要做成一个统一的标准，难度可想而知。

　　“出来这个标准的目的，不是说你达不到我这个标准就不能开业，而是吸引你往我们要求的这个模式来走。标准里，我们还会专门设一个特色。标准以行话来说，就是内在规定性。可以更有特色，但是内在规定性必须是一样的。”王宏说道。

　　目前，关于休闲农业，在北京有《乡村民俗旅游村等级划分与评定》和《乡村民俗旅游户等级划分与评定》两个标准。原先是行业的标准，现在上升到北京市地方标准。该标准由北京市技术监督局发布。

　　关于休闲农业联盟的不同看法

　　如何搞好休闲农业，在王守聪的脑子里，还盘算着一个主意：走联盟的道路。

　　“要把一些大的国外的酒店和旅游集团都引进来，安排到农家乐去，安排到我们的休闲农业基地上去。这样我们就做大了。前一阵，我和世界酒店业联合会谈了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将休闲农业联盟搞起来，将这个联盟与中国休闲农业联盟对接，如果能成功，那么将会双赢。想去成都玩，联盟会告诉你到成都有哪些农家乐。想去长沙，我们的联盟会告诉你，长沙有哪些农家乐和休闲农业园。能做到这点，全国休闲农业就可以形成良性的对接。”

　　王守聪认为联盟意义重大。他认为，这是未来统筹城乡、统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极好纽带。具体说来，就是中国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农产品的附加值长期处于低下水平，而如果能将休闲与农业有机嫁接，让更多的人来农村消费、观光，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

　　他认为休闲联盟在价格谈判上，也会有优势。如果农民是分散的，农民只能去求别人。价格高，农民跑了，价格低，企业跑了。联盟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将农民组织起来，在价格谈判时，旅游公司就会来找联盟。

　　但是对这个想法，有不同的声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指出：“‘农家乐’做成农家乐联盟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各家‘农家乐’都想搞出自己的特色，想做出自己的品牌，如果统一成一个价格联盟，不利于市场的竞争。当然，某县有一个农家乐联合体，具体协调各家业务，但不会去做价格联盟的事。”

　　价格联盟让杨玉山想起了空调价格战。他说：“联盟在具体操作上较难。比如，像海尔搞的冰箱价格联盟，协议也签了，最后却被打破。但这个想法对于整个产业是有好处的，用协议的形式来做比较好，不一定非要搞成联盟。”

　　“我们设想的这个联盟，都是统一的管理水平，然后包括接待、礼仪、观赏的过程，卫生、餐饮、文化娱乐等等，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如果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休闲农业是太有发展前途了。”王守聪说。

　　庄户人家休闲游乐园耗资30万元兴建的网球场如今已经拆了一半。

　　据了解，目前有些省份已有休闲农业与国外旅游公司合作的事例。四川外贸部门已经与休闲农业观光机构合作，九寨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合作点，但目前规模还不大。

　　潘永卫谈了另一种联合的形式。北京各郊区县的“农家乐”有一种爱农卡服务，该卡由北京恒信通电信服务有限公司推出，依托代收费业务的结算平台，实现会员卡在终端上的及时结算，同时提供京郊乡村休闲度假的便捷服务。爱农卡可以给所有的“农家乐”、休闲观光园在包括网络的媒体上做广告、出宣传图书和旅游画册。爱农卡还能组织客源，定期给客户做培训。

　　“去年年底开始推广的爱农卡，目前每月能给我带来一两万元的收入。我们不用交会费，但是给那家公司打九折。客户把钱存在他们那里，然后拿着卡来消费，回头我们去和爱农卡公司结账。会员消费100元，我们结90元回来。”潘永卫说。

　　据了解，目前爱农卡组织还未具备价格联盟的功能，更多地是给消费者提供优惠和便捷。